辦學必須以人為本，必須富有愛心，因為教育就是愛。

——樊麗明

樊麗明，1958年出生，山東高青人，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財經大學黨委常委、校長，兼任教育部經濟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專業設置與專業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稅務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1978年3月入山東大學經濟學係學習；1982年2月在中南財經大學財政金融係攻讀碩士學位；1984年12月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1986年9月赴山東大學經濟學係任教，先後被聘為副教授、教授；1999年7月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0年3月任山東大學經濟學院院長。2000年11月至2003年5月在廈門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在美國杜克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2003年9月任山東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2012年6月，成為中國第一所研究商學的最高學府——上海財經大學近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長。

我的簡曆中有特殊的一行

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在樊麗明的個人簡曆上，有兩個字顯得格外醒目—“知青”。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毛澤東主席一聲令下，一批批剛剛結束初中或者高中教育的知識青年移居農村，開始了農民一般的生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在繁重的農事勞作中，絕大多數放下書本、拿起鋤頭的青年學生並沒有能夠開拓出新天地，反而開始了迷茫、陰鬱的生活。

1975年，17歲的樊麗明被下放到山東淄博市周村區的農村，開始了兩年半的知青生活。農田裏的青蔥歲月，在她看來，並沒有太多的痛苦和迷茫，更多的是在田間地頭的生活感悟。“我在1978年上大學以後也讀了很多傷痕文學的東西，他們一般都是在控訴，於我而言，我還是很慶幸有這樣兩年半的插隊經曆。”她在接受《財政監督雜誌》記者專訪時回憶說：“當時我和同伴舉著紅旗，徒步三十多華裏到插隊的村子，從學生轉變成了農民。但像農民一樣生活勞動對於剛剛高中畢業的年輕學生來講，那種勞動強度和艱苦程度是難以想象的，當然也不必多說。我所說的‘慶幸’，是因為這段經曆對我整個人生的影響還是挺大的。”

什麼是苦？什麼是吃苦？知青的生活離不開大田、離不開勞作、離不開早起晚歸的艱苦。三秋三夏，日複一日，年輕姑娘的肩頭若想扛得起重擔，自然要吃更多的苦，這不僅是對體力的考驗，更是對毅力的磨煉。苦不堪言的經曆不可或缺但並不是回憶中的唯一，反倒是“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最適宜”的農活諺語讓勤於思考的她早早地參悟了大自然的奇妙所在：“你就發現，哦，原來是這樣，因為我們經曆了一輪糧食的耕種、做了所有的農活才明白這些諺語的本意，才真正掌握節氣和農活的關係，所以我想未來退休後很可能去過一種田園式的生活，到時候真的會很充實。”麵朝黃土背朝天，恐怕也隻有心中懷揣著對自然滿滿的敬畏，經曆了紮紮實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才能在簡單明了、清新自然中有如此的大徹大悟。

踏實的作風、堅韌的性格，樊麗明在社會底層的生活勞作中向大自然學到了從事科學研究必須具備的兩項重要品質。一個人的意誌力、一個人堅定不移的品格，隻有在麵對蒼茫無垠的田地時才能得到最為紮實的鍛煉。樊麗明自己也認為正是因為吃過這種苦，才讓自己在後來的生活中不畏艱苦、不懼困難。也正是因為這一段知青生活，年輕的樊麗明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開始有了比較立體的認識，她開始關注農村社會，了解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與生產模式，理解並包容他們的思維方式，“這對我後來學習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幫助太大了”。

值得慶幸的是，知青生活奠定了樊麗明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更值得慶幸的是，知青生活開啟了樊麗明立誌於教育事業的大門。

當時，村子裏的民辦小學缺少一名教師，生產大隊的幹部認為樊麗明有知識、有文化，並且談吐行為都像是做老師的樣子，就將這個任務指派給了她。從那一天起，她就擔當起了“樊老師”的職責，在講台上一站就是將近40年。農村民辦小學教學環境差，她不僅要在同一間教室麵向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複式班的教學，還要成為語文、數學、音樂、體育等多門課程的“多麵教師”。“盡管條件艱苦，要求也較高，但我還是動腦筋想辦法讓學生樂於學、學得好，結果是學生們挺喜歡，家長也很歡迎。”一年的教學經曆讓樊麗明在辛苦的勞作中有了意外的收獲，她發現教育也許是自己一個不錯的職業選擇，並且自己也深深地熱愛著這一行業。“從此我對從事教育工作就有了那麼一種向往。”

不讀書的年代稍微讀了一些書的人

每每談到自己的成長曆程，樊麗明總會笑著說：“我出生在‘大躍進’年代，成長在‘文革’期間，得益於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之前，她是知青，是鄉村民辦小學的老師。1977年教育部的一次會議，改變了她和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複已經停止了十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並且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由此因“文化大革命”衝擊而中斷了十年的中國高考製度終於得以恢複。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終於在這個秋季盼來了自己的春天。

恢複高考的信息從中央傳到了山東鄉村的小知青點，知青們激動得奔走相告。高考的恢複、大學之門的敞開，讓樊麗明興奮不已。盡管當時的她每天還要繼續著高強度的勞動，但是對於知識的渴求讓她無法在身體勞累的情況下停下腳步。和大多數準備參加高考的知青一樣，樊麗明也麵臨著複習資料缺乏、準備時間緊迫等諸多問題。但她想盡一切辦法淘書、擠出一切時間複習。當時，凡是有《人民日報》、《大眾日報》、《紅旗》、《人民文學》、《詩刊》之類的報紙刊物被寄送到知青點時，她總是和其他知青一窩蜂地瘋搶閱讀。“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壓製的求知欲望和對文化的渴望在高考恢複的那一瞬間噴湧而出。

樊麗明參加了高考，在填報誌願時，她選擇了山東大學。高考結束後，她獲得了返城的機會，說是返城，也並沒有回到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淄博市周村區的蔬菜公司做了一名售貨員。1977年的秋天，樊麗明還是一個農民身份的知識青年。三個月之後，返城的機會讓她變成了一位售貨員。而隨著一紙錄取通知書被送到樊麗明的手上，自1978年初起，她成了一名大學生。那一年，她20歲。

有人說，知青歲月就是“兩眼一抹黑、看不清未來”的日子。而樊麗明說：“那段生活留給我的首先是‘堅韌’，從那以後我不知道什麼叫艱苦。其次便是‘獨立’。”的確，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少了些風花雪月，多了些困惑與迷茫。然而就在時代轉型的當口，能夠抓住機遇的人，能夠踏踏實實走穩每一步的人，就可能改變自己的人生。

知青生活、高考備戰給了樊麗明一次全景式、啟蒙式的教育。這一過程錘煉了她的意誌力，構建了她對社會的整體認知，也挖掘了她的職業興趣。“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有可能還做知青。如果沒有這種機會，說不定是另一種命運，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恩。”

高考的成功為樊麗明的知青生活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山東大學，成為她人生的另一個起點。知青生活的曆練與體驗成為她人生閱曆的一抹底色。然而揮灑汗水後的成功卻被謙虛的她一筆帶過—“我也隻是屬於那個不讀書的年代稍微讀了一些書的人。”

從齊魯大地走出去

特別感謝山大

“我在山東大學學習、工作了近三十年，對山東大學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對山東大學心存感激：感謝山東大學把我從知青培養成專業人才，使我走進經濟學殿堂；感謝領導的信任，使我從教師成長為管理者，並從各個崗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高了能力，開闊了視野；感謝各位同事的支持與幫助，還有學校中層領導和學術骨幹的支持。到上海後，我會像上海校友會的校友們一樣，以自己的工作為母校增光添彩。”

時光輪轉，曾經青澀而又渴望知識的少女如今已經成了教育部直屬大學的校長。即將離開母校的時候，近三十年來在山大的種種還曆曆在目。

1978年3月4日，樊麗明到山東大學報到。這是一個令她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也是她人生中最為重要的日子之一。

樊麗明被山東大學政治經濟學係錄取。選擇報考政治經濟學，源於家庭的影響。父親一直在銀行工作，母親則是先從事銀行的工作而後從事財政方麵的工作，她還依稀記得家裏的箱底那些與政治經濟學相關的蘇聯譯著。

“從讀大學的那一天起，你就知道你麵臨的是非常艱巨的讀書任務。那個時候，除了上課就是在上自習，就是天天學習，當時班主任都到教室裏說‘你們這樣下去身體會受不了的！出去出去，趕緊去鍛煉’，老師都在趕大家，就是這樣一種學習狀態。”

“學無止境，氣有浩然。”樊麗明就讀的山東大學，前身係1901年創辦的山東大學堂，是繼京師大學堂之後中國創辦的第二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按章程辦學的大學。一個世紀走過，在曆史的層層積澱之中，山東大學以永不滿足的執著精神激勵廣大師生在學術和人生的曆程中勇於登攀，不斷追求文化知識、技術能力、人文素養和道德情操的完美境界。而這一切都在樊麗明的身上有所展現。

在山大的四年，樊麗明進行了係統而紮實的經濟學專業知識學習，為今後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山東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以其獨有的優勢，在經濟學之外讓樊麗明擁有了更為寬廣的視野，讓她有機會、有興趣“用眼睛的餘光”了解其他各領域的知識，並將其與自己的專業融會貫通。

從大學開始，樊麗明始終堅持著對於科學的敬畏，樸實做人、嚴謹治學。四年的本科學習如饑似渴、幾無喘息。即便如此，樊麗明仍深感“知識的基礎根本無法適應未來工作需要”，她要複習考研，繼續深造，攻讀財政學專業。

1984年底碩士畢業後，樊麗明應學校安排留在碩士就讀的中南財經大學任教，“一方麵是學校需要，另外中南財大學術氛圍好，當老師也與我的誌趣吻合，所以當時就決定先留在武漢工作”。此時的她剛剛結婚，與遠在山東工作的丈夫異地分居，這可讓樊麗明犯了難。巧合的是，母校山東大學因為要籌辦財政學專業正為師資缺乏而發愁。在這種情況下，山東大學在第一時間向樊麗明發出了邀請。在結束了中南財大三個學期教學任務後，1986年9月份樊麗明回到山大，開始了與母校財政學學科建設共同成長的曆程，也開始了自己個人學術研究的精進期。

“樊氏”研究法

“實地調查”、“數據分析”，這是樊麗明從事學術研究的兩大殺手鐧，同行欽佩地稱之為具有“樊氏”特色的研究方法。

若要追根溯源，“樊氏”研究法的形成還與她攻讀研究生學位時的“魔鬼訓練”密不可分。

“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國的研究生製度剛剛建立，招生規模極其有限，也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樊麗明本科畢業當年，山東大學還沒有招收研究生的計劃。經過他人的推薦，樊麗明選擇報考了中南財經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學係。

1982年2月，碩士學習階段的“魔鬼訓練”正式開始。財政學與樊麗明本科時所學習的政治經濟學相比在專業體係上存在著不小差別，樊麗明不得不“一方麵再補一些諸如會計類的課程，另一方麵還要跟上碩士階段本就緊張的課程安排”。

攻讀碩士期間，樊麗明與其他幾個學生一同跟隨導師梁尚敏在河南五個主要城市進行調研。調研進行到安陽時，恰好省裏要開一個重要會議，邀請安陽派代表講一講如何提高經濟效益的問題。撰寫這個發言稿的重任就落在了樊麗明的肩上。臨時會議，時間緊迫。由於第二天講稿就要上交，整整一天一夜，她想盡一切辦法查資料，趴在小板凳上寫完了演講稿。然而，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梁尚敏老師的良苦用心，是對樊麗明的一次“魔鬼訓練”。

與山東大學的綜合性教育不同，樊麗明在中南財經大學的專業學習奠定了她在財政學專業領域的基礎和方向。恩師們嚴格的科研訓練使她掌握了較為完善的學術研究方法和能力，也在潛移默化中向她灌輸了注重調研、學以致用、關心現實、關心國家的治學風格。這一點對樊麗明的科學研究道路影響深遠。她的研究在關注學界前沿的前提下，視角獨特、另辟蹊徑，強調發現社會變革以及表麵經濟現象之下的深層因素。

“我從9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稅收問題，注重稅收基本理論和重大製度變革的研究”，她首次係統分析了GDP總量、統計的GDP、可稅GDP、GDP的產業結構等不同層次的GDP以及稅收漏損率對稅收數量的影響，詳細闡述了稅收調控與稅收中性的辯證關係以及稅收調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