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說：“生命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會停止。”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們，我們追憶他們人生的精彩，為他們曾帶給我們的感動和快樂，啟發和激勵，心懷感激。人可以用來麵對死亡的，就是曾經好好地活過。

人無法預知自己的壽命，無法控製所處的環境，更無法掌握未來，我們擁有的就是當下而已。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浪費那麼多生命，去討好自己不喜歡的人，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呢？人生苦短，就應該做那些讓你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事情！日本設計師山本耀司說：“自己這個東西是看不見的。隻有撞上一些別的什麼，反彈回來，才會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強的東西、可怕的東西、水準很高的東西相碰撞，然後才知道‘自己’是什麼，這才是自我。”

一個做了20年的節目，上千位人物，上萬次提問，就像是撞上再反彈過程，那些新奇的、幽默的、感動的、困惑的、深刻的、憂傷的、熱情的、痛苦的、憤怒的、寬容的……漸漸地，勾畫出這個時代的縮影，也讓我看到自己。這是一件多棒的禮物！

美國非裔女作家瑪雅·安吉洛曾經寫道：“成長並不像人們起初設想的那樣，是一個毫無痛苦的過程。我想我交出了一部分青春，換回了閱曆，而我所收獲的比失去的更為珍貴。”

於是，我寫下《五十有感》：“生命是份禮物，應該好好慶祝。年年都有驚喜，好壞都要接住。榮辱成敗，如鏡花水月，誰能看得清楚？才情風骨，如高山流水，包裝往往樸素。所謂天命，就是順其自然，遵循內心的尺度。時光易逝，唯真我本色如故；青春易老，唯真情不可辜負。生命是份禮物，應該好好慶祝。”

2018年11月13日，我主持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峰會的“Quest for Intelligence”（探尋智能）環節。上場時不免自黑一下：“今天科學家們濟濟一堂，我來湊什麼熱鬧啊？哈哈，因為我的不可救藥的好奇心啊！”正是這份好奇心驅使我兩年前從MIT開始了探尋人工智能的旅程，也把我帶到今天這個坐滿了科技精英的會場。我問論壇嘉賓：“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對我們解開人腦的秘密帶來怎樣的幫助？”MIT的校長Rafael Reif事後興奮地對我說：“你開門見山就問了這樣的問題，真是太棒了！這正是我們科學界最想回答的問題。”媒體實驗室主任伊藤教授說：“我們發現，機器更擅長回答問題，而人更善於提出問題。所以，我們訓練學生如何更有效地提問，這正在顛覆傳統以教答案為主的教育理念。”科學家決定選擇或放棄一個領域的研究時，標準常常是“能不能提出好的問題”！實際上，斯坦福大學正在研發一個教育係統，以孩子提問的能力來判斷他的認知水平。看看，提問已經不僅是媒體記者的專業，而是每個孩子受教育的基本訓練啦！今天科技迅速迭代，是人與物，人與信息，人與人的連接方式的迭代，其核心是認知的迭代。學習的重點已經不是記住已有的知識，而是探索未知的知識。探索，是從提問開始的。據說在以創新著稱的以色列，孩子放學回來，身為猶太人的母親不問今天學了什麼，更不問考了幾分，而是問：“今天你問了什麼問題？”

2017年秋天，我去德國出差時在法蘭克福參觀歌德的故居，順便買回一本他的傳記。歌德一生寫下《少年維特之煩惱》《詩歌與真理》《浮士德》等時代巨著。他既是“狂飆突進”的反封建主義者，又反感任何使用暴力的躍進，因此被認為是溫和的自由派，站在逐步改良的立場，反對激進主義的行為方式。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與魔鬼打賭，如果有一天他的精神滿足了，不再對這個世界追問，魔鬼就可以獲取他的靈魂。當他一生上天入地追尋愛與美，權力與政治，知識與真理，直至雙目失明，筋疲力竭，魔鬼以為立刻就可以收割他的靈魂時，浮士德用盡最後的力氣說：“我在這凡塵的旅行，不管有多少魅惑，依然向前；向前，快樂與痛苦同在，永不滿足。”萊辛就說過：“人的可貴不在於擁有真理，而在於追求真理。”浮士德最終也沒有停止他的追問。

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未知的願望是如此強烈。曾經主演過多部人工智能題材電影的演員摩根·弗裏曼對我說：“你會遠渡重洋來問我這麼多問題，機器會嗎？”他曾經在多部電影中出演上帝的化身，如果有機會見到上帝，隻能問一個問題，他會問什麼？弗裏曼調皮地眨眨眼睛說：“我會問：‘您能允許我多問幾個問題嗎？’哈哈。”我們對這世界，對自己有太多的未知和不解，如果真要提問，還真是問不完呢！

在2018這個充滿動蕩和不確定性的年份終於過去的時候，未來是否會更好，誰也說不清。一種迷茫和無力感在彌漫著。而我最想問的是：在這個規則被顛覆的時代，你還相信什麼？在這個失序的時代，你能做的是什麼？在這個被暴力、焦慮、憤怒、偏見、排斥、猜疑撕裂的世界，還有哪些力量能讓我們更加相互尊重、理解、包容、友善、信任、團結？而這些力量是不是就在我們自己身上？

楊瀾

2018年12月